年的夏天，我到沙特阿拉伯待了两个月。

上一篇文章中我戏谑在沙隆巴斯的庄园里给王子喂蜜枣，其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极其贫瘠又困闷的境遇。贫瘠是说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困闷是指我几乎是可见世界中唯一的华人。如果你也看过《加勒比海盗3》，可以类比我当时就身处DavyJones的locker之中。

当人身处困境，命运便会安排偶遇来提供解答。临行前我随手带了几本书打发时间，有一本《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可帮了我大忙。

这本书是面向大一新生的导论教材，或者可让如我般的外行得以管窥人类学庭院内的奥妙。作者希望在此书中介绍人类学所研究的问题、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人类学。

而我对人类学的兴趣则是为了寻找一个启示——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者更宽泛地说，人们该如何互相理解？

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刚好被迫身处一个文化背景庞杂的环境中，周围的人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国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思维训练素材。我决定试图模仿人类学者的视角，通过观察和思考与我的locker共处。

沙特的人力极其匮乏，主要劳动人口是来自周边国家到这里谋生的非国民人群。想象如罗马帝国一样的社会，公民享有文明的富有和繁华，来自帝国内外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帮他们掌管帝国的日常运作，而数量庞大的的奴隶贡献体力托起整个金字塔。

以我当时的合作方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三个沙特人，分别是作为创始人和董事长的父亲，目光睿智笃定，留着盖满胸脯的大胡子，和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大儿子，一看就是富家子弟，以及体型纤瘦更年轻些的小儿子。

剩下的所有人，从管理层到工人都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不同角落，比如总经理是个健硕粗犷的约旦人、董事长秘书是个低调腼腆的埃及人，而后勤大爷据说是位英雄，曾在叙利亚战争中帮助许多同胞逃离祖国。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能在这里稍站脚跟。更多的人，则是背井离乡在这里出卖力气的劳工。国际新闻记者宁卉老师曾在一席演讲中介绍卡塔尔的劳工群体生存状况。

沙特阿拉伯无甚差别。

合作方答应我包吃包住，便把我安排进了劳工宿舍中。当然，他们专门清出来了一整间宿舍给我，条件尽可能地改善，还不至于真的和其他劳工同居，甚至还有个需要出入反锁的专用小卫生间。

这群劳工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还有一些人来自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还有很多人来自更远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总之来源庞杂，像是一支准备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军队。

他们当中有人刚来这里不久，还在练习日常阿拉伯语，有的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了，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走到哪里都有见面拥抱的朋友。但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并无太多的区别，都是早晚坐着巴士在宿舍和工厂之间两点一线。他们在这里没有生活的权利。

我长着一副东亚面孔，在飘荡着咖喱香气的劳工营里格格不入。夏季的沙特，日间气温高达五十摄氏度，而我房间内老式的嵌壁式空调转起来像个柴油马达，我常晚上出来坐在台阶上透气。偶尔有其他工人过来和我攀谈，发现我不会讲阿拉伯语后，用有限的英语问我是什么工种的engineer。我若想解释清工作他们会一头雾水，后来便索性承认，没错我是engineer,sometechnicalthing。

我试图观察，这些背景迥异的人如何共同生活，他们如何作为一个组织协作？背景的差异又对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列了个包含三十多个问题的清单，如，劳工群体的圈子是怎样的？会由于国籍产生明显的区隔吗？一个圈子里会有具有地下权威的话事人吗？内部出现纷争如何解决？劳工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劳工被允许组建工会吗？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直到最后我也没得到答案。而同样，理所当然地，后来我也有了很多远超清单的发现。

很遗憾，我也希望自己如人类学家一般，在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后，可以讲述一个曲折又深刻的故事，让读者由衷地三连。但我并无能够全心进入这个群体的精力，更沮丧的是，语言鸿沟足以让阻止一切充满好奇的尝试。最终我只能做到粗略了解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却难以拼凑成一篇可以讲述的故事。

人类学家或者国际记者在前往某个陌生地区投入一项新工作时，一般会有位当地「中间人」协助，交流翻译、介绍人脉，帮助外来者解决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如果我在沙特的生活真的是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那我的司机费萨尔就充当了这个必不可少的「中间人」角色。

费萨尔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穆斯林，来自印度孟买。聪明可靠，英语很好，在来到沙特之前曾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被委派来协助我们的生活。只可惜，我不愿在工作时间之外再请他充当翻译帮助我和其他工人沟通。

费萨尔的家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印巴分治中选择留在印度，从此成为印度的少数信仰人群。我想起另一位在巴基斯坦认识的朋友，他的家族那时候从印度移居到了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像是45年的三八线和49年的台湾海峡，同一群人与他们后代的命运一起被一个无力左右的历史事件割裂成从此殊途的两半。

在沙特的这两个月，费萨尔帮助我同困难重重的环境搏斗，开车带我去买生活补给，帮我与不会讲英语的员工交涉。除此以外，他也称得上我的朋友，我们常边开车边交谈，交换各自的生活经历。

一个傍晚，费萨尔开车和我从办公地点回到住处。停车后他接了个电话，出于礼貌，我坐在副驾驶等待他一同上楼。我当然不懂印地语，但也听出他在电话中的狂躁和沮丧。挂掉电话后他坐在方向盘前，面对手机发呆。他和我说，妻子要同他离婚了，并准备卖掉房子、拿走卖房的钱。

他在这里每两年才能回次家。他想挽留妻子，却在阿拉伯海的彼岸无能为力。宁卉老师在演讲中提到，很多低收入国家的人以为在沙特或是卡特尔能挣钱，能挣很多钱。但其实来了也就回不去了，家里希望他们能一直赚钱寄回去，他们便只能作为异乡人漂泊于此，直到失去劳动价值。

我没和费萨尔聊过他如何看待在家乡和在这里的生活，我从他口中耳闻的家乡生活只有不愉快的父子关系、充满矛盾的夫妻关系，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他曾掏出钱包，给我看他母亲的照片。他幼年时父母离异，随后父亲抛弃了家庭，母亲抚养他长大。而他和父亲的关系则至今既扭曲又尴尬。

在利雅得，我看到费萨尔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老板的信赖，在劳工群体和当地人中间建立了可以依靠的关系网。甚至同在这里做工的同父异母弟弟把公司的车撞得稀巴烂，他也能协调关系解决。尽管他游刃有余地处理了一切，深受信任地出入老板办公室。但在这个阶级森严的社会里，因为手中一张签证，他依然属于劳工阶层。

我和劳工们的交集只有晚上住在同一栋宿舍。到了白天，他们进入工厂工作，而我穿梭在各个办公室，和这个庞大金字塔的中上层打交道。我庆幸自己的外来人身份，能抽身于金字塔之外，如观察者一般游走在不同的世界之间。

我曾被引荐到当地颇有势力的一个家族中，我想是沙特很典型的精英阶层了。那个家族传承了五代，据说现任领袖和老国王私交甚好。这个家族在利雅得的庄园有多大呢，这么讲，门口那条路是以家族名字命名的。

开饭前我们在会客厅里坐了半个多小时，会客厅里摆了二十多张沙发。等待时不断有沙特人到来，于是大家便反复地起身、握手、拥抱。我也没听懂他们之间在交谈些什么。餐厅摆了张六七米的长条桌，所有人像自助餐一样排队打饭就坐。照例，庄园里的佣人都长着一副南亚面孔，我不知这里一共需要多少劳动力。

我们的合作方倒没这么大阵仗，踏踏实实做实业。公司的老板，就是之前提到的大胡子老爹，拉着我参与他们的礼拜。在我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要求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为我找来中文版的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小册子，并贴心地提供了简体和繁体两个版本。

大胡子老爹来公司不多，我也只见过寥寥几面。日常还是和他家大公子打交道。大公子坐在办公桌后面，和我说中国太厉害了，以后全世界都要和中国做买卖。当时正是中美贸易战的高潮，他在我面前盛赞华为，并表示为了家族的未来，他在考虑学习汉语。几天后我问他学汉语的事情怎么样了，是否需要我的帮助。他说已经请了位汉语家庭教师，正在考虑要不要再娶个中国妻子。我哈哈大笑，他说，why?I’mserious.I’vetalkedaboutitwithmywife.

Okay,maybeI’llintroduceyousomeoneifIknow.

在沙特，用工方对各国劳工的特点颇有心得。最好的是尼泊尔人，吃苦耐劳，价格极其便宜。菲律宾人适合做技术工种。而印度人，由于在沙特当劳力的历史太久了，已经学会讨价还价，更要命的是携亲带友，颇有形成组织之势。

费萨尔曾和我说，和工人交谈时，一定要谨慎地描述你的工作。我问为什么，他支吾地说，不要让他们以为你是老板中的一员，劳工们都hate沙特人。我惊讶他用了个如此严重的单词，他说没错，就是hate，沙特人如奴隶般使唤印度人。

回到北京后，我看了当时广受讨论的《美国工厂》。纪录片里中国老板把美国员工带到福州体验企业文化。美国员工参加了福耀集团的新年晚会，体验了和美国工厂天壤之别的氛围，看到中国员工们在台上载歌载舞，出场后对着镜头哑口无言，欲言又止了好久后说到，Weareonebigplanet,aworldsomewhatdivided.他又张了张嘴说，butweareone。

前不久访谈许倬云的一期《十三邀》，许老说，「要有远见，超越未见。」我想这个远见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未来，也言空间维度上将目光投射到比地平线更远的追求。

之后我又把这本书读了几遍，努力使用书中介绍的不同角度建立看待世界的思考空间，提醒自己我们身处一个多么宏大的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拥有如何迥异的生活。

在开头我说，希望人类学能教会我人们互相理解的办法。我常想，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人，于是这件事就充满了夸父逐日的悲壮色彩。但从功利角度看，逐日的步伐已经是不断突破边界丰富认识的过程。人类学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永远试图理解他人。我认为这也是这门学科自身的主要意义之一。

而我猜即便是最深刻的人类学家，也只能为人类贡献一点解释世界的尝试，却永远无法提出我们应如何去做的建议。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巨大谜团，无时不充满困惑。

离开沙特之后我再没和他们联系过，不知道费萨尔和妻子的关系怎样了，不知道大公子的汉语学习如何，不知道那些同我早晚碰面的劳工有多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又有多少新鲜劳动力来到这个据说流淌着石油和外汇的国度。

没人知道这个世界怎样才是对的。过去几年我接触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常能遇到让人气得跳脚之事。一种直觉性的朴素认知有强大的传播动力，比如甲国人懒、乙国人傲慢、丙国人散漫、丁国人勤劳。偏见来源于不理解和不愿理解，我想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直觉和本能，提防一种重实用主义的思维剥夺更深刻思考的空间。

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这本书的开头，作者阐述了我们为什么要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他从改革者、批评家、科学家、人文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几个不同的角色列举了这门学科的帮助。

我私自揣测，所谓的「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有个非常简单的基点，还是那四个字，「把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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