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约7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瓦解了有22个成员国的阿盟，那么约7个月前的“卡塔尔断交风波”则可能就是压垮仅6个成员国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最后那根稻草。

在12月13日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峰会上，GCC的内部分裂显露无遗。这种分裂体现在GCC的6个成员国出席该峰会的代表团团长级别、他们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治站队，以及他们对于中东地区各方势力重新合纵连横的态度。而这些因素也反过来正在重塑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单方面宣布改变耶路撒冷地位，伊斯坦布尔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毋庸置疑。但以沙特为首的阵营（包括了阿联酋和巴林），仅仅派出了无足轻重的内阁成员出席会议。沙特代表团团长是宗教事务国务大臣、阿联酋代表团则由海湾事务国务部长率领，巴林亦仅仅是一名资历尚浅的内阁成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科威特、卡塔尔两国元首亲自飞往伊斯坦布尔与会。其中，卡塔尔埃米尔SheikhTamimbinHamadal-Thani参加此次峰会，不仅缘于该国与土耳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过去数月里不断升温，体现出该国向着土耳其-伊朗轴心不断靠拢的向心趋势，同时似乎也是通过对比向外界突出沙特阵营对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刻意忽略。

阿曼，虽然始终尽可能地在地区事务中保持中立，但同时也尤为注意巩固与伊朗间的既有合作关系，并努力拓展和深化与土耳其间的双边关系。在此次峰会上，阿曼派遣负责外交事务的副首相AsaadbinTareqal-Said率团与会。他不仅是阿曼现任领导人SultanQaboos的堂兄弟，还据传是未来最有望接掌国家元首之位的继承者。除本次伊斯坦布尔峰会外，在前不久沙特、阿联酋、巴林3国领导人纷纷缺席GCC年会的情况下，阿曼同样坚持派出准国家元首级代表参会。这些举动均反映出该国将继续保持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内部分裂为不同阵营，这对GCC的一体性及统一立场造成了巨大伤害，并有可能加速GCC的不断分化乃至瓦解。而这种内部分裂，在沙特、阿联酋前不久宣布成立全新的双边军事、经济合作关系后，达到了顶峰。如媒体所报道，在科威特因GCC年会遇冷而倍感沮丧，在全球主要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纷纷前往伊斯坦布尔表达对巴勒斯坦支持的同时，阿布扎比王储SheikhMohammedbinZayedal-Nahyan飞往利雅得，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MuhammadbinSalman举行会晤，继续夯实强化两国间的盟友关系。阿布扎比王储访问沙特的时机选择在不少人看来是精确计算考量后的结果，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威特埃米尔持续不断的斡旋努力构成了羞辱。从科威特来看，埃米尔SheikhSabahal-Ahmadal-Jaberal-Sabah原本寄望于通过前不久的GCC年会调和解决沙特阵营与卡塔尔间的矛盾，平息双方的外交危机，但沙特、阿联酋、巴林3国领导人拒绝到会彻底断送了这一希望，这种失望之情并非为政府高层所独有，甚至科威特民众也表达了对于沙特等国“不讲政治”的失望之情。在失望情绪的驱使下，科威特埃米尔前往伊斯坦布尔极有可能预示着，该国将与逊尼派的土耳其和什叶派的伊朗这两大地区国家不断靠拢，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代理人冲突等方面的合作。科威特历来不吝惜对泛阿拉伯事业的支持，因此未来或宣布在耶路撒冷设立该国驻巴勒斯坦大使馆，而这种做法亦有可能为阿曼和卡塔尔两国所效仿。

由科威特首先倡导的GCC成立于年，自成立伊始就向外界展示出一种扭曲的共同立场和协同步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GCC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依靠着沙特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凝聚力而黏合起来的，而GCC的其他5个成员国显而易见地，普遍遵循着沙特为GCC以及各国划定的政策红线，服务于沙特的利益作为回报。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GCC内部的权力平衡开始出现变化，特别是阿联酋和卡塔尔两国自90年代起进入经济、社会和政治高速发展阶段后，各国外交、安全乃至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性愈发强烈，呈现出挣脱沙特束缚的势头。

经济自由化及其推动的社会自由化，极大地释放了阿联酋、卡塔尔等油气资源富集的地区“小国”的发展潜力。就仿佛龟兔赛跑一样，这些国家国民财富的积累迅速超过了躺在巨额石油储量但却长期未能有效实施经济改革政策的沙特。而笼罩在利雅得阴影下的多哈和阿布扎比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改革版本。在阿联酋，年富力强且雄心勃勃的阿布扎比王储SheikhMohammedbinZayedal-Nahyan掌管着海湾地区的“小斯巴达（注：这一评价来自于美国现任国防部长JamedMattis）”，即高度集权且拥有现代化强大军事力量的世俗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国家。在卡塔尔，无论是太上皇HamadbinKhalifaal-Thani抑或是现任埃米尔TamimbinHamadal-Thani都在巨大天然气储量的财富支持下，推行迥异于沙特和阿联酋的政治体制，即社会政治多元化和相对自由，而这也在政治自我认知方面不断拉开多哈与利雅得之间的距离。

当时间来到年，“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中东地区，连锁般地引发了多个国家的政权更迭并陷入混乱。阿联酋和卡塔尔两个新兴国家，分别采取日益对立的地区外交政策，试图依照各自的战略意图引导塑造有利于自己的“阿拉伯之春”大结局。而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统治下的沙特，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仍然扮演着一个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但这一切至萨勒曼国王于年继承王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重大变革的推动者与操盘者并非萨勒曼国王本人，而是其最宠爱的儿子-沙特现王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MuhammadbinSalman。他在领导沙特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寻找钟意的参照系，最终阿布扎比而非多哈成为了GCC最大经济体的发展坐标，曾经的小弟正在引领大哥走上改革之路（注：亦可参阅海湾热点简析：海湾阿拉伯国家进入“双王时代”）。在沙特王储看来，阿布扎比方面所推行的威权专制下的自由化改革，可以有效规避“阿拉伯之春”所倡导的社会政治多元主义对政权稳定性的巨大破坏。正因如此，沙特和阿联酋秉承这一原则，近年来不断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事务中采取共同行动，打压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主义。

沙特-阿联酋轴心以及追随者巴林目前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自身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被孤立。坦白地讲，很难完全搞清楚沙特和阿联酋两国领导人抵制伊斯坦布尔峰会的真实想法。其中一种解释是，土耳其总统RecepTayyipErdogan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支持引发了沙特和阿联酋的不满，近期更派遣私人专机将也门伊斯兰改革集团（Islah，穆兄会在也门的分支）的党主席Muhammadal-Yadoumi和秘书长AbdelWahhabal-Ansi接去伊斯坦布尔，探讨合作打击胡塞武装事宜。但无论怎样，由沙特王储MuhammadbinSalman与阿布扎比王储MohammedbinZayedal-Nahyan之间的私交而发展成的沙特-阿联酋轴心关系，已经实实在在地削弱了GCC的地位和作用（注：亦可参阅海湾热点简析：两位哈马德vs两位穆罕默德-一场可能决定阿拉伯世界走向的斗争）。有分析人士断言，尽管GCC迄未解散，但早晚就会沦落至阿盟当前的惨状，名存实亡。英国《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在今年12月更直言，GCC（海湾合作委员会）已沦落成GBC（海湾诽谤委员会）。

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经济联盟，GCC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即建立起一个拥有统一关税税率的自由贸易区；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GCC目前确已功能失调。特别是今年6月爆发的卡塔尔断交危机，看来极有可能成为压垮GCC的最后那根稻草。沙特-阿联酋轴心长期以来对他们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朗怀有敌意，对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政治伊斯兰组织怀有敌意。基于这些战略考量，沙特和阿联酋牵头于年派兵通过连接沙特和巴林的法赫德国王大桥，前往镇压巴林国内什叶派民众的“起义”；基于同样的考量，沙特和阿联酋于今年6月选择通过断交和封锁惩治GCC中的害群之马-卡塔尔，于今年11月试图迫使黎巴嫩总理一改此前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软弱态度，将其软禁在利雅得逼迫其辞职以挑动地区冲突。

可惜的是，沙特-阿联酋轴心的种种努力似乎并未产生其所预想的结果。在贝鲁特，法国斡旋解救了SaadHariri，平息了一触即发的潜在冲突。在多哈，国家和民众已逐渐适应了断交和封锁后的“新常态”，并找到了替代合作方。正如《经济学人（TheEcconomist）》所述，只有万人口的卡塔尔是世界上最富有购买力的国家。虽然消费者会抱怨现在从阿曼进口的薯片味道不如此前来自沙特的香味浓厚，但聊胜于无。而各大五星级酒店及豪华餐厅里也从未断供丰富的餐食和进口红酒。

当前的GCC已经不止是分裂而是碎片化，甚至沙特和阿联酋也有意见分歧。前者坚持认为伊朗是最大威胁，而后者呢？伊朗约六分之一的出口额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迪拜是连接伊朗和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最大转口贸易枢纽。此外，沙特和两国在也门、叙利亚也支持着不同派系代理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安全目标（注：亦可参阅海湾热点简析：也门战事-阿联酋究竟是沙特的合作者or搅局者？）。然而，目前团结仍然多于分歧。至于沙特-阿联酋轴心取代了GCC吗？我想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只不过GCC在名存实亡的路上似乎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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