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其经济多元化改革进程中面临诸多独有的挑战。

——湾叔

纵观全球所有坐拥丰富石油资源的经济体，很少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海湾阿拉伯国家那样雄心勃勃地推动经济多元化改革。

在寻找“后石油时代”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过程中，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包括较为成熟的行政体制、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固的公共商品供给等。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指标上，它们的排名都远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绝大多数石油生产国。然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多元化改革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阻碍，这些阻碍很多是地区所独有的，且并不为决策者及其顾问团队所清楚地意识到。

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向其国民提供异常慷慨的福利待遇，这种独特的社会契约结构“框死”了私营企业雇主的成本空间，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使得传统的工业化战略难以在这些国家落地实施。如何摆脱过于慷慨的福利待遇带来的负面影响，迄今为止并无成功的历史先例可循，也没有任何现成的蓝图供海湾阿拉伯国家效仿。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审慎的、实验性质的改革，逐步重新制定社会契约，减少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扭曲效应，同时尽可能保持国民生活水平不会发生显著的下滑，确保社会稳定。

那么，慷慨的福利待遇是如何抬高生产成本的呢？

很多年前，即海湾地区刚刚勘探开发石油资源的时候，收入进账与日俱增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将这些财富大手笔地广泛分配给国民，在一夜之间造就了大批的中产阶级人群。而这些人仅仅在两代以前还基本上属于赤贫状态。在这些慷慨的福利待遇中，有一些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国民手中，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提供薪酬丰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内的岗位，来向国民转移发放福利。这种做法不仅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给当地私营部门雇主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用工成本居高不下。

如同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营商成本绝对算不上低廉。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当它们面对那些对薪酬福利期望值很高的本地求职者时，企业的负责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压力的来源在于，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限都不是由企业或市场来决定，而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多年来过于慷慨的福利方案所哄抬起来的。

与其他传统高收入国家不同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私营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并不同步和匹配。这意味着，不断高企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用工成本）和基本持平甚至有所下滑的生产效率（主要是过度推行用工本地化所致）之间存在极大的脱节。

这一问题对那些非贸易部门的影响并不大，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等部门的影响也在可控范围内，但显著妨碍了一般商品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学者DaniRodrik研究认为，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可以在起步阶段容忍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但要以廉价劳动力作为交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发展，而这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完全行不通。即便是外籍劳务，其在这些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也要比其在原籍国高出许多。更重要的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私营部门，用于外籍雇员的平均薪资支出仅占到总薪资支出的一小部分。通常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薪资支出仍是被本地雇员所“吃掉”。

海湾阿拉伯国家人力资源的薄弱是问题的关键。从整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来看，公共部门就业比例过高，几乎接纳了近70%的本地适龄劳动力，这严重扭曲了市场秩序。因为占绝对多数的公共部门岗位及其配套的过高薪酬福利，显著拉抬了这些国家国民对于私营部门工作岗位的薪酬期望值，破坏了企业内部的激励措施，削弱了本地雇员努力获得与工作岗位相适配的工作技能的动力。虽然，这样的体系为数量庞大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提供了经济保障，但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市场“梗阻”却严重制约了需要由私营部门驱动的经济多元化改革。

与那些不依赖于油气资源的经济不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民工资水平往往大大高于其边际生产率，意味着工资被人为地拉高了。这一点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沙特的国别报告中获得验证（编者注：见下面的散点图，沙特是工资水平偏高，而我国则是被显著压低了）。

由于生产力薄弱、工作技能偏低，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在私营部门为本国国民创造就业机会的难度很大，因此始终面临着较大政治社会维稳压力。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也因为偏高的用工成本而倾向于进入那些带有垄断性质、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非贸易行业，依靠国家政府的需求来套取较高收益，承受较高的生产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这些国家与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同样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国家不同，统治者对于石油财富的垄断程度没有那么高，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得益于这种社会契约模式，许多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民可以享受到政府分享的石油财富，因此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但结果是，生产成本和实际汇率（编者注：海湾国家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越发难以为继，贬值压力长期存在）都被畸形地抬高，而生产率却一直在下滑。

由于在用工成本方面毫无竞争力可言，海湾阿拉伯国家只有引入先进的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困难程度远超想象，迄今很少有经济体能够做到这一点。

迪拜是个鲜有的特例，通过发展高端服务行业并大量引入高技能外籍劳务，部分地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这种模式却很难被本地人口规模偏大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所复制。在海湾地区以外，常常被引用的另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也是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人口规模则大于任何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不过，如果仔细研究过马来西亚的例子后就可以发现，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并无可比性，其成功案例对后者来说也没有特别指导意义。因为马来西亚在工业化发展之前并不是一个普遍富裕的中产阶级社会，人均收入偏低，因此可以在工业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提供大量本土廉价劳动力满足需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湾阿拉伯国家就彻底没有了希望。相较于其他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刚刚走上经济多元化改革道路的“菜鸟”拥有前者当初并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包括：相对充足的资本，高度发达的本土消费，支柱产业中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以及位于欧、亚、非这三个大洲之间的地缘战略位置。

于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能够补充到相对廉价的外籍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更进一步。但长期研究表明，对于外籍劳动力的依赖已使这些国家走上了生产率“居低不上”的道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应对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时，通常选择的是投资于替代人工、提高生产率的各种科技手段，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大多仍然围绕着外籍劳动力来组织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这无疑是一种惰性，因为外籍劳动力的用工成本足以维系当前各项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可以继续为本地民众提供优渥便利的生活水平，只不过这些在当地看来相对偏低的用工成本，在面对亚洲其他国家真正的低成本时，就瞬间失去了竞争力。

有解决办法吗？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这类情况和条件特殊的经济体来说，并没有现成的成功先例可循。对于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要明确方向目标，解除制约枷锁，然后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广泛试行提高生产率的新模式。

前面提到，最关键的制约枷锁就是过低的劳动生产率。目前，每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大方向上都高度一致地努力推进多元化改革，但每个国家国民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的诱因却各有不同。总的来看，需要改革的是高度围绕公共部门创造就业来组织运转的劳动力市场。依照目前的体系，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不会与低薪资水平的外籍劳动力去竞聘私营企业的同一个岗位。另外，由于前者工作能力有限，私营企业雇主也几乎全无动力去投资帮助前者去提升劳动技能，因为他们仍然可以相对便捷地找到“物美价廉”的外籍劳动力作为替代。因此，要尽快对这些扭曲的激励措施加以改变。

从实施路径来看，大体上可以有三个方式可以用来减少公共部门承接过多劳动力的现象：一是减少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将节省下来的薪酬支出转为普惠性质的国民现金补助，金额不能高；二是对进入私营部门就业的本国国民提供适当补贴，鼓励其与外籍劳动力竞聘，这一点在科威特已有所体现；三是加强外籍人口管制，降低企业使用外籍劳动力的用工偏好。这些方式都不是单项选择题，决策者可以从中选取任意组合。虽然哪种政策组合最为理想尚不可知，但问题的根源是明晰的，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维持海湾阿拉伯国家民众生活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的政治需要，也是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况。

当地的一些经验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相当数量的沙特人现如今会在利雅得的一些星级酒店中从事客房服务工作，这在10年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由此可见，海湾阿拉伯国家民众从事私营部门工作的意愿有所提升。这种意愿的提升需要配套更有针对性的举措加以巩固。具体来看，就是提升求职者的工作技能，推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注重“产学适配”，避免培养过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失业人才。有统计显示，沙特国内大学的入学率接近70%，在全球范围内都可排名前列，但这些大学的课程设置却很少有助于毕业生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找到一份工作。似乎，这些课程除了推迟沙特年轻人进入残酷就业市场上的期限、拉高他们对未来就业的期望值以外，别无他用。

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重新定义社会契约的过程中，时间相对宽裕，只不过巴林、阿曼两个国家并不在此列。因为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财政实力，护送两国政府顺利过渡到新的社会契约体系中去。按照目前的国际油价水平，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也不能再拖沓下去了，特别是人口基数大、财富下滑速度快的沙特而言。如果这些国家继续疏于改革目前的福利制度，将来的最大风险或来自于由主动改革到被迫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的社会契约关系瓦解将伴随着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危机，与埃及近年来的处境并无二致。

接下来，在各种激励措施得以优化调整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所领导下的国家在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的道路上没有先例可循，这是由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独有制约因素所决定的，但他们的政策顾问团队往往盲目地选择某个模板作为效仿对象。因此，海湾阿拉伯国家必须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在数字化、重工业、基础设施、地理区位、消费能力等方面积累起来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金融、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针对性的配套支持，这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

要注意的是，最好不要将注意力投入到那些国家主导的超大型项目上。这种投入更有可能变成一场极易押错宝的赌博，所谓的超大型项目最终或会变成毫无用处的摆设，空耗国家的资金和资源。

迄今为止，海湾阿拉伯国家政府还没有真正触及关乎就业问题的核心分配协议。尽管在新产业新领域和基础设施上继续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些国家政府对于既有社会契约关系的可持续性、对于相关改革政策的讨论仍然十分有限。可以说，这将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深水区”，是改革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但同样也将成为带来最大长期红利的部分。

编者注：因为现在不做“海湾每日要闻”这个专题，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在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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