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12日晚，美国总统拜登（JoeBiden）抵达以色列，开始其中东之行的首站访问，他还将于7月16日起到访沙特阿拉伯。

由于近期、尤其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全球油价猛增，过去一段时间则维持在美元/桶上下高位盘整，而美国入夏以来炼油设施负荷率已高达95%，居高不下的油价令其对抗40年罕见高通胀率的努力异常艰难，许多分析家认为，拜登此次中东之行、尤其沙特行的目的，是促使后者增加石油产量以平抑油价，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石油之旅”。

然而拜登本人实际上两次否认了这一说法：

6月30日，拜登在被问及“是否会借访问沙特之机敦促后者增加石油产量”时明确回应“不会直接这样做”；7月8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明确将自己即将开始的中东之行目的，定位为“应对与俄罗斯、中国等对手的竞争”。

《POLITICO》援引美国高级官员话称，由于特朗普（DonaldTrump）致力于构建美国-以色列-利雅得“中东铁三角”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基石，在以、沙两国投入重本，但随着以巴冲突白热化和沙特年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残酷谋杀记者卡舒吉（JamalKhashoggi，持有美国绿卡且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上述两国在美国政坛、公众中形象一落千丈，并拖累了特朗普选情。出于选举和取悦核心支持者需要，年大选时拜登和民主党团队猛烈抨击了特朗普中东战略，疏远了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扬言将沙特、尤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binSalman）打成“全球贱民（pariah）”，将之确立为竞选承诺之一。鉴于上述制约，上任18个月来，拜登此前从未进行过中东之旅，这在二战后的美国是极不寻常的。

美国前近东国家情报副官、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Council）研究员帕尼科夫（JonathanPanikoff）指出，中东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方面对美国至关重要，长达18个月的“缺乏明确性”是不可接受的，“这种不确定性比直言‘你们是我的盟友’或‘你们不再是我的盟友’更加致命”。

美国也担心自己的“缺位”，会给俄、中等竞争对手以可乘之机。正因如此，国务卿布林肯（AntonyBlinken）、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Sullivan）、国家安全委员会（MSC）中东高级官员布雷特麦格克（BrettMcGurk）等早已不断“吹风”，催促拜登尽快成行。

此次拜登在以色列不但要会晤一干以方政要，还将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责人阿巴斯（MahmoudAbbas）会晤，并推动若干向巴勒斯坦人释放“善意”的公关活动。在沙特，他首先将出席吉达召开的海合会（GCC）会议，然后才是和沙特国王、王储的会见。

很显然，这是一次再“常规”不过的美式中东“战略导向之旅”，目的是巩固并强化美在中东的战略存在，对抗竞争对手，这也是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中东行的目的，拜登只是被自己当初竞选承诺所束缚而姗姗来迟。

美国国务院消息人士称，拜登还计划在吉达推出一个所谓I2U2的跨国合作平台，所谓I2U2，指以色列、印度、美国、阿联酋，拜登希望届时能举办一个四国虚拟峰会，旨在整合以色列的技术、阿联酋的资本和印度的技能，通过“富有成效的合作”推动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并抗衡来自其它国家的竞争。I2U2这个和石油风马牛不相及的框架出炉，同样表明拜登此行并非“石油之旅”。

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和石油经济严重依赖国，油价上涨有利于沙特，鉴于此，尽管欧美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持续对俄罗斯制裁，但沙特不顾欧美“脸色难看”，一直公开推动与俄在能源议价方面的合作。尽管迫于压力，6月30日沙特等欧佩克（OPEC）国家同意取消自年开始的“疫情限产”（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疫情限产”当初恰是在美国压力下作出的），但进一步扩大产能并非其所愿——事实上即便愿意也做不到：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数据显示，欧佩克中仍拥有大量“缓冲产能”（可立即投产但尚未投产的产能）且未被制裁、禁运的仅沙特、阿联酋两国，合计“缓冲产能”为每天万桶，这个数字仅占全球石油日产量3%，算上七七八八的折扣，实际能紧急释放的增量即便不是杯水车薪，恐怕也不会具备太大意义。

正如JohnQuincyAdamsSociety的“战略领袖研究员”胡克（YameenHuq）所指出的，如果拜登真心想平抑油价，他完全可以推动伊朗核问题谈判提速，并解除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这两个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的产能一旦被“松绑”，油价就会应声而落，它们被封锁已久，迫切期待恢复出口，绝不会像海合会国家那样囤货居奇，且它们的产能一旦冲出藩篱，也会迫使其它产油国增产、降价，以免被其抢走市场份额。更何况，退出伊朗核协定、加大对委内瑞拉制裁，原本也是特朗普的单边举措，拜登“舍近求远”，至少表明“石油之旅”云云，实在是过于片面和表面化的解读。

当然，“战略导向之旅”同样很难达到目的。

拜登和民主党自上台以来高唱“价值观外交”、“民主外交”、“人权外交”高调，但以色列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激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暴力事件，不久前（5月）更枪杀了美国籍巴勒斯坦裔著名记者阿克莱赫（ShireenAbuAkleh），并在事发后抵赖、反咬一口，令以色列在美国公众、尤其年轻人中民调形象直线下滑，而在吉达与拜登会晤的海合会诸王公，可谓连一个和“民主”、“人权”沾边的都没有，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领域记者卡普兰(FredKaplan)所言，拜登的以色列、沙特之行“只能凸显其政府重大外交失误——原本美国也远非‘人权灯塔’，将外交政策基于人权就莫名其妙，6月底马德里北约峰会上还高调拒绝和沙特王储碰面，如今又万里迢迢赶过去握手，就更是令人可发一哂。

至于其它目标，恐也是“雨过地皮湿”：以色列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总理拉皮德（YairLapid）还能当几天总理、下一位总理是谁都不确定；所谓I2U2完全基于空想，正如前印度驻沙特大使艾哈迈德(TalmeezAhmed)所言，“这个平台只要谈及伊朗就什么都做不成，因为以色列一心对抗伊朗，而印度石油严重依赖伊朗，是无论如何不会这么做的”。

最新民调表明，美国人也并不太在意拜登的中东之行：1/4受访者表示支持，1/3反对，持“爱谁谁、无所谓”态度者竟高达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