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利雅得 >> 利雅得特色 >> 纪念ldquo纪实摄影也是人学
年3月13日
著名摄影家王福春因病在京逝世
在人生的列车上
他一生坚守纪实摄影
愿驶向天堂的列车
平稳、宁静、安详
纪念“纪实摄影也是‘人学’”
——对话摄影家王福春
本期谈话嘉宾:王福春 王诗戈 张惠宾 李德林
“我对铁路的感情很早就开始了,不是我拍了铁路才对铁路有感情。”
王诗戈:你在以前的访谈中说过自己有一种铁路情结,在我的理解中,情结往往扎根于童年或少年时期,你的铁路情结是否也跟童年经历有关?
王福春:我对铁路的感情来源于我哥哥在铁路上工作,我从小就接触铁路。父母因病去世得早,哥哥嫂子把我养大。小学毕业时,我随哥哥一家搬到火车站附近,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我经常到机务段捡煤核儿,拿面袋子扒火车到外站捡粮食。年我初中毕业,哥哥逼我考中专,他说你只有上学一个出路。他到铁路学校帮我报名,年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学习车辆专业。
王诗戈:初中那会儿你对火车是什么印象,什么感觉?
王福春:火车是个庞然大物,开火车是“离地三尺活神仙”,气门一拉,汽笛一响,伴着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在大地上奔跑,威武神气,气壮山河。
王诗戈:对一个孩子来说,在铁路边捡煤核儿、捡粮食是很辛苦、很危险的事情,但在你的影像中,却难得一见辛酸的场景。
王福春:我扒车是坐拉木头的货车去的,如果突然停车,木头一窜就可能把人撞死。但我们一帮小伙伴都爱这样玩儿,感觉在车上特别有意思,可以看流动风景,可以跳车抓车,有点像铁道游击队的感觉。我没拿相机之前,在铁路车辆段工作时就画铁路,画机车,画列车好人好事,所以我对铁路的感情很早就开始了,不是我拍了铁路才对铁路有感情。
三棵树车站乘务员搀扶老人上火车。黑龙江哈尔滨年
“最好的选题是你生在哪儿拍哪儿,干什么拍什么。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王诗戈:你的创作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火车和黑土地,它们有一个交叉点—家庭,我从这两类照片中都读到了家的感觉,那么家庭在你童年时期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福春:这两个选题一个是我的职场铁路,我拍了铁轨上的蒸汽机车和车厢里的人;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家乡黑土地,我拍了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我跟很多人讲,最好的选题是你生在哪儿拍哪儿,干什么拍什么。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我从小跟哥嫂一起生活,长兄为父,老嫂为母。虽然家庭很不幸,但我跟哥嫂的5个孩子一起长大,跟光腚娃娃们一起玩,下河洗澡、抓鱼、抓蛤蟆、掏鸟窝,在大地里奔跑,无拘无束。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童年的记忆最美好。
王诗戈: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什么时候?
王福春:一直持续到年我上中专。年我还在学校读书就应征入伍,到部队当兵,在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文革时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这5年部队生活锻炼了我。后来部队坚持留我,我不想在部队干,年复员被分配到三棵树车辆段,当了几年工人,后来调到工会当干事,主要是写写画画搞宣传。
三棵树车辆段职工看电视播放刘少奇冤案平反事件。黑龙江哈尔滨年
《火车上的中国人》哈尔滨—北京年
王诗戈:你在以前的访谈中提到过对城市生活的某种不满,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冷漠。而你在《火车上的中国人》和《黑土地》系列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热烈甚至是浓烈的,这也是两个系列的一个共同点。请你回想一下童年时期你感受到的是怎样一种人际关系?
王福春:那时我家在绥化城外农村,大家相处很融洽。现在相反,邻居之间都不太来往,没有那种松散的生活状态。
火车也是这样,早期大家坐火车,四个人坐在一起,互相不认识,问你是哪来的?他是哪来的?不到一分钟马上就成为朋友,有烟一起抽,有酒一起喝,然后打扑克、下棋,非常亲热。但现在动车、高铁上的人际关系冷漠多了,都是自己玩自己的,陌生人之间基本没交流,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王诗戈:你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女孩靠在车门上睡着了,你说当时你有5分钟不忍心按下快门,你描述这张照片用的词有“苦难的童年”、“不幸的童年”。刚才谈到你的家庭是不幸的,但你的童年是快乐的。这样一种童年的感受对你后来的创作和影像的呈现方式有什么影响?
王福春:苦难的经历是我人生的财富。我的童年很不幸,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得到了兄嫂和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有一种感恩之心,我能在摄影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就是对兄嫂和帮助过我的人的回报。我会把这种情感融进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中,特别是在拍那个小女孩时,我五六分钟按不下快门,为什么?摄影师也是有良心的,她满身汗泥,光着膀子站着睡着了,但在那个环境下我不能给她让座,帮不了她,心里特别难受,我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下按的快门,那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人是感情动物,没有感情拍不出好照片。
《火车上的中国人》长汀—双峰年
“纪实摄影如果不拍人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诗戈:你在央视《时光》节目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初编画册、挑照片时,对于70年代那部分照片,“原先没有看好,觉得和我格格不入”,70年代你拍了哪些照片?为什么感觉格格不入?
王福春:那些照片都是宣传图片,多数是相机拍的方片,扶老携幼、端茶倒水,太过模式化、公式化,和后来机机自由抓拍的片子形式、风格完全不一样。我编画册时选的都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拍的片子,但后来回头看,我觉得那部分影像也很精彩,不管拍得好与不好,它都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和缩影,它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是有价值的。
张惠宾:布勒松说过,场景不可能像胶卷一样再卷回去。生活是不可逆转的,你按下快门,那个瞬间就过去了。近几十年铁路的发展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一部轰轰隆隆疾驰而过的历史,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它在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你通过影像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你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由宣传摄影到个人摄影的转变?是有意识的还是不自觉的?
王福春:那时我拍模式化、唯美的东西比较多,基本都是摆拍。偶尔拍到几张原生态的、纯记录的片子觉得很好玩。真正有意识的转变是80年代初看了久保田博二在哈尔滨的展览,都是穿解放服、戴解放帽的包钢工人,上万人骑自行车上班,脚前脚后在那抽烟,非常自然,一点儿摆的痕迹都没有。展览的片子放到一两米大,特别刺眼,特别震撼。我一下子受刺激了,对这种自然记录的片子很感兴趣,就慢慢尝试这种抓拍。去年在“中国摄影家响沙湾迎春国际摄影周”上我见到了久保田博二先生,谈起这件事,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影响。
《火车上的中国人》北京一沈阳年
张惠宾:久保田博二的作品凸显了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理念—关心人类。后来你在一篇文章里也说过“摄影是‘人学’”,这是不是你思想上的一次转变?
王福春:我在哈师大学习时,中文老师上文学课第一句话就说文学是“人学”,我觉得纪实摄影也是“人学”,纪实摄影如果不拍人就没什么意义了。后来我又受布勒松和萨尔加多的影响,我认同布勒松“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摄影就是发现瞬间美的艺术。
张惠宾:这个观点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王福春: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之后逐渐明确的,当时还是认为摄影是创作,后来我觉得摄影就是发现瞬间美的艺术,是纯拿来主义。不像画家用笔作画,那叫创作。但为什么你拍的片子和别人不同?因为你的经历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不同,拍的东西自然不同。正像李少白说的:拍别人看不见的,这就是发现。
张惠宾:在《武汉—长沙年》那幅作品中,能看到布勒松“决定性瞬间”对你的影响,你个人如何看待?
王福春:布勒松对我的影响就是捕捉瞬间。当时我举起相机,那个人是躺着的,等我拍完以后他就起来了,那个瞬间就过去了。还有萨尔加多,他的画面有一种美感和神圣感,从画面构成到情感表达都很到位。这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瞬间也好、内容也好、思想也好,最重要的还是画面的美感。纪实摄影讲究内容第一,形式为内容服务,但影像还是要有一种美的感觉,就是看着舒服、到位。
《火车上的中国人》武汉—南宁年
“不可能交流,一交流那个瞬间就没了。”
王诗戈:你有一张关于刘少奇的照片。背景是国旗降半旗,前景是一堆人围着电视在看。我记得你说你是后来整理照片时才发现降了半旗,当时只是想拍前面这些人。在我看来,这张照片在你的影像系统中具有象征意义:政治意识形态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背景,有时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始终是在那里的。
王福春:我的早期作品有政治宣传的一面,但我只是业余摄影,我拍的都是单位职工生活,没什么大事件。刚才你说的照片是年5月17日为刘少奇平反,我们单位的职工露天拉着篷布看黑白电视,两边是老火车车厢。我拿海鸥相机拍的,那时都用手端着相机,不知道用三脚架,人全拍虚了,冲冼时还跑光,效果不好,但那个场景太难得了。
王诗戈:那个时候你的职务是什么?有没有政治上的任务?
王福春:我是工会干事,负责单位的宣传,拍各种会议,民兵训练,技术练兵等等。年我正式调到铁路局科研所,当了摄影师,我们单位研究铁路新产品,我就拍产品广告。我用一部分精力就能完成工作,其它时间拍个人的东西,单位对我也开绿灯,只要不影响工作,去哪儿都行,给我的设备也是当时最好的,如哈苏C/W、尼康F3、幸福彩色放大机等。
《火车上的中国人》通辽一集宁年
王诗戈:也就是说到了科研所之后,你主要进行自由拍摄,但《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里,大多数照片都是90年代拍摄的,我想知道80年代你拍的火车这部分影像的情况。
王福春:80年代拍的都是老车厢,画册里有一些,但不多,因为我满意的片子不多。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没有把握好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其次相机不行,加上列车晃动、弱光,冲洗出来的效果不好,大部分是虚的。
王诗戈:有没有哪个特别好的场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拍下来?
王福春:我最遗憾的一个镜头,就是乘客在火车上生孩子。80年代初我碰到过一次,当时去拍,人家不让男同志看,我也不好意思,没拍成。现在如果遇到肯定会想办法拍下来,那应该是我《火车上的中国人》生命旅途的开篇。
王诗戈:那部分影像和后来相比,风格上有什么不同?
王福春:首先有点肤浅,看表面阳光的东西多一些,对生活的观察没有达到后期的深度;其次虽然有意识拍一些真实场景,但看到吸毒的、犯法的,心砰砰跳,手发抖,不敢拍。
张惠宾:你拍之前会跟他们交流吗?有没有你拍了人家不愿意的?
王福春:没交流,我觉得纪实摄影不可能交流,一交流那个瞬间就没了,必须先拍下来再说。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好一点,防范意识不算太强,但也遇到过抢相机、扯胶卷的。有一次拍两个年轻人,搂着躺在一个卧铺,看见我拍就抢相机,把徕卡的相机带都拽折了。今年年初我回哈尔滨,在卧铺车上拍一个女人一只手拷在列车茶几下面,我很隐蔽地拍,拍完就走了,当我回来路过这节车厢,被女警察拦住,抓着我不放,非要找车长,后来我灵机一动,趁她不注意,赶紧把相机的卡换下来,然后给她看,我说没拍,这样就拉倒了。进入新世纪,人们的防范意识强了,相机大一点都不行,我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一般我不说我是专业摄影师,我说我是一个退休老头随便玩玩,笑一笑就全化解了。
《火车上的中国人》广州—成都年
张惠宾:这涉及到摄影的侵略性问题,你现在传播的影像应该是经过你过滤的,有没有拍摄对象接受不了的东西?
王福春:画册里的照片都是我挑选的比较中性的影像。有一些像乘客扒车窗等不文明的照片没拿出来,害怕说我宣传铁路落后。本来我打算年出画册,迫于肖像权问题一直没出,年硬着头皮出了,到现在还没人找我。但这个问题越往后越明显,因为东西积累多了,影响大了,总有一天他们会找我。我后来咨询过肖像权问题,它有一个商业和非商业的界限,但画册和展览你说它是不是商业行为啊?说不清楚。
王诗戈:前两天我问一个律师,现在出书、出画册都算商业行为,因为作者是有稿费的,办展览作品标了价可以卖,它就是商业性质。
张惠宾:影友通常认为你之所以拍摄铁路这么成功是因为铁路工作者的身份,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你肯定“沾光”了,但这个身份有没有不方便的一面?
王福春:我是铁路职工,借铁路的光,有一张免票。但真正拍片子还得靠自己的摄影意识,自已选题,去现场感受那种苦与乐,感受到了才能拍到。我上火车一亮证件,列车长就给我卧铺,有时还享受软卧,到点儿叫你去餐车用餐,但我一到车厢里转悠他就不高兴,他会跟着我,看似关心,其实就是监督我,那我什么也拍不了。后来逼到什么程度?我背着摄影包下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再后来我上车就不告诉车长了,躲着他们拍。
张惠宾:这体现了你的“求和”能力,在拍片很困难的情况下灵活应对,笑一笑,聊几句天,就把跟拍摄对象的矛盾、跟列车长的矛盾一一化解,这就是本事。没有这种与人“和”的能力,很多片子是很难完成的。
王福春:我的性格相对谦和、包容,一般我不树敌、不装牛,我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因为我的出身在那摆着,我是从小低着头在屋檐下长大的。
王诗戈:年你去拍大兴安岭火灾,是工作任务还是你自己去的?
王福春:那时我在科研所,从电视上看到大兴安岭着火,想去拍,但领导不让,我就自己偷偷去了,去了四天四夜,拍了很多片子,有40多卷,黑白、彩色都有,只发了几张新闻片,更多的还没发表。
《火车上的中国人》齐齐哈尔—北京年
王诗戈:你第一次拍这种苦难的场景会不会不适应?
王福春:他们的家烧没了,要投奔亲属,我在车厢里看他们哭着、叫着,像逃荒的难民似的,心里很难受。我去的时候带了件新军大衣,我老伴儿说,你看谁困难给谁吧!有一对年轻夫妇在大火头一天生了孩子,第二天发生火灾,什么都没抢出来,只把孩子抱出来了,我看了以后就找车长,给他们送荷包蛋、面条,把军大衣也给他们了。
王诗戈:希望能早日看到这部分影像,我觉得你有一个摄影记者的敏感性。你是怎么界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的区别的?
王福春:我本身不是记者,但我具备记者对新闻的敏感性,我一生中有三次当记者的机会,阴差阳错没当上。也许这是好事,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拍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假如我是摄影记者,我的思想、行动是主编的,人家让我拍什么就得拍什么,自由度不大。
张惠宾:你从一个宣传干部转变为自由摄影师,这个跨越完成得非常好,但后来你拍高铁,把中国当代的铁路发展史融进摄影,其实这还是一个宣传思路,有些急于让观者接受中国铁路近几十年发展进步的理念。但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你的照片是生活化的,大而厚,大于宣传,厚如生活本身。纪录类照片很强大,它一旦定型、定性之后很顽固,谁想去扭曲它、改变它,会显得很可笑,影像造假,败下来的都是人。
现在回头看,你在一个很大的维度上完成了对火车上的中国人这30多年的记录,不是记录中国铁路的变化,而是记录中国人的变化,你的标题是《火车上的中国人》,落脚点在人上,是在一个特定空间里变化着的人。你展示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人性的变化。你后来还拍了大兴安岭火灾、《东北人》、《地铁里的中国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这就说明不管走到哪,你更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xiuxianx.com/lydts/227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