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倾向于将赫列勃尼科夫归入俄国未来主义。在此之前，他曾与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来往。年，23岁的赫列勃尼科夫将诗作寄给维·伊万诺夫，获得引荐加入以其为首的《阿波罗》杂志圈子。但他与象征主义诗人的这段友谊是短暂的。赫列勃尼科夫的诗学超前，与象征主义格格不入，被边缘化在所难免。

而在未来主义诗人中，赫列勃尼科夫得到了热烈欢迎与高调赞美。未来主义核心成员马雅可夫斯基称其为“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甚至“俄罗斯诗歌之王”——得不到认同是一种孤独，被“过度认同”、强行推崇是另一种孤独。前者是小诗人普遍经历过的，是说得出的孤独；而后者则是大诗人难以避免的，是说不出的孤独。赫列勃尼科夫是大诗人吗？曼德尔施塔姆评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说：“他的每一行诗都是一部新的长诗的开头。每隔十行就会出现格言警句，简直可以刻在石头或铜板上。赫列勃尼科夫写的甚至不是诗，不是长诗，而是一部庞大的全俄罗斯圣像册，千百年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诗集《迟来的旅行者》中的百余首诗，是这一评论的充分印证。这部诗集确实——如同其书名一样——是迟来的。在此之前，其他白银时代重要诗人在中国得到译介、研究的同时，赫列勃尼科夫却一直是个“黑洞般深邃的沉默的所在”(凌越语)。

《晶报·深港书评》

《迟来的旅行者》

（俄）赫列勃尼科夫著

凌越梁嘉莹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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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列勃尼科夫在诗坛处境孤独，却在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处得到了共鸣。赫列勃尼科夫启发了雅各布森的学术研究。在论文《最新俄罗斯诗歌》中，雅各布森列举了赫列勃尼科夫创作中平行、隐喻、夸张、临时位移、修饰语等各种手法的实现方式，提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这一经典命题。

赫列勃尼科夫的诗歌语言具颠覆性。他进行了大量的语言实验，并显示出其天分与野心。赫列勃尼科夫将语言拆分至字母。不同于兰波对元音的迷恋，他认为辅音具备统率全词的功能。赫列勃尼科夫的词库庞大、丰富：古俄罗斯花园、季节的名称，教堂斯拉夫语的表达法，冷僻的方言词语……新的音响组合、音响色彩，诞生于对词的凝视。诗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疯狂地自创新词。他的自创词多达六千个，构词方法灵活多变，词义纷杂、游移，这增加了翻译、研究其诗作难度，或许也是赫列勃尼科夫在同代诗人群像中面孔模糊的一个原因。在其丰富的诗歌矿藏中，有斯拉夫神话和毕达哥拉斯数学，也有无线电广播中的未来世界、新型的交通工具和幻想的城市蓝图……他收集、加工这些原料，试图创造“宇宙语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的生命只有37年，如同燃烧的陨星，又如折翼的飞鸟。

赫列勃尼科夫写了大量关于鸟的诗。其诗中登场的鸟，不仅有常见的夜莺和云雀，还有太平鸟、反舌鸟、雪鹭、拍尾鸟、画眉、寒鸦、猫头鹰等“诗歌博物学”中并无地位，诗歌文本中实属罕见的鸟。赫列勃尼科夫的父亲是一位鸟类学家，他本人也曾在大学读自然学专业，并发表过鸟类学考察报告。鸟类学的知识给予他的，并非浅层的“鸟兽草木之名”。如同毕肖普的地理学，纳博科夫的昆虫学一样，自然科学在赫列勃尼科夫身上打开的是一种新的视野，一种观察方式。自然科学的方向是格物致知，而诗人的工作是由物及物，在专注的观看所产生的眩晕中，创造变形的物、幻想的物，而这虚拟之物又比现实更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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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中，飞翔是基本、常见的动作。拥有翅膀的不仅是鸟类，而飞行的又不仅是翅膀的拥有者。在他的诗中鱼类会飞，“隐匿在飞鱼的学校里/严酷的，鱼神皱眉”（《“隐匿在飞鱼的学校里”》）；少女的钢铁外壳会飞，“疲倦地，倔强地。她的钢铁外壳/在空中飞行”（《“漫画里的战役”》）；抽象的小金球会飞，“一个小金球飞越那张/萌芽的白杨枝条的网”（《“那谚语和春天的突围”》）；白杨也会飞，“我高高飞翔的白杨”（《“充溢着福音”》）……在《未来之城》，“单独的褶皱”直直上升，“玻璃砖块”在飞行中扩张；在《未来的莫斯科》，“寓所的空间飞升”……组成“飞翔”一词的字母也起飞，“飞翔！三个小字母（注：“飞翔”一词在俄语中为лететь。本书翻译的依据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年2月出版的英译本，英文中的“飞翔”一词为fly，是三个字母）被允诺的世界/忙碌地清洗你的小翅膀”（《“飞翔！三个小字母被允诺的世界”》）。赫列勃尼科夫不仅将鸟的形态、运动置入诗中，还在诗中模拟鸟的声音——“吱！吱！吱！刺耳的拍尾鸟/唱着歌！”（《蚱蜢》）。鸟鸣的音乐性在诗的传统中一直备受青睐。《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即是对鸟鸣的模拟。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不仅是视觉的、语言的诗，还是听觉的、音乐的诗。

诗的传统中，鸟的意象还承担着神秘性。《荷马史诗》中多次出现了鸟，鸟从右边飞过是吉兆，反之则是凶兆。赫列勃尼科夫在诗中多次回应《荷马史诗》，如《“夜晚的颜色孕育着深蓝色”》中，“一瞬间，当渔夫们的声音/重复着奥德修斯的字句/并超越在远处的汹涌波涛/一对上升的翅膀，在海浪之上徘徊”，又如《“让那庄稼汉离开他的犁沟”》中乌鸦的叫声蕴含着“特洛伊人的堕落”“阿喀琉斯咆哮的愤怒”……史诗中承担叙事功能的这些鸟多是鹰、苍鹫等猛禽，而这些鸟也出现在赫列勃尼科夫的战争书写中：“你们这些猎鹰，在空中与苍鹫搏斗”“那儿俄罗斯宣布，‘哥萨克’这个词像老鹰的尖叫”（《动物园》）。赫列勃尼科夫还将鸟的形象用于政治讽刺，为其诗作注入诙谐、风趣的调子。“戴眼镜的海鸥看起来像国际骗子”（《动物园》），而本应严肃的国会由“政治白头翁”（《“一个政治白头翁的国会”》）组成。这种讽刺带有强烈的荒诞感与喜剧感，比如“昨天我吹口哨：咕咕！咕咕！咕咕！/成群的战争飞下来啄食/我手中的粮食”（《“昨天我吹口哨：咕咕！咕咕！咕咕！”》），吹口哨是召唤鸽子的方法，而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却被故意扭曲为与之对立的战争的化身，甚至在《“一群蹄印，大象的钢锭”》一诗中被用来“运输炮弹”。而这种戏谑的口吻在《谁？》中被推向极致——坠毁的飞机被比作笑着爆炸的铁鸟。

▲俄国诗人赫列勃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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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列勃尼科夫诗作的神秘性还蕴含在数学、数字以及巫术、巫师的意象之中。他发掘数的美感、数的生命。《野兽＋数字》中，他写到“朴素的数字的脖子”、深紫色的方程式与兽爪上“原始的密码”。《数字》中，数字“打扮成动物”，自我也能“睁开眼去认识/我将是/什么”——“当它的被除数是一”。这一诗句机智、隽永——一包蕴着多，是一位诗人的数学发现，一位数学系学生的诗学发现，也是一个孤独者的自我发现。而在《坏消息，年4月8日》中，被迫参军的“我”，“一天跳出×的常规心跳”——数字“”是赫列勃尼科夫在自创的“历史数学”中发明的“神奇数字”。在他的诗中，闵科夫斯基方程式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被并置，而“早期古老的田园生活”（《“你的思想流淌”》）中，迷住了蛇并使其“在嫉妒的铁环中/温顺地滚动”的是数字。

巫术与巫师意象或许植根于赫列勃尼科夫驳杂多样的宗教兴趣。在早期作品《“新人，我们赞美你”》中，与新人、年轻人、强者等一并得到赞美的是巫师，同时期作品《“我们吟诵并迷醉”》与较晚的作品《坏消息，年4月8日》等均提及女巫形象。事实上，赫列勃尼科夫诗中能够辨识的女性形象都具备或多或少的巫性。“和荒凉的哀号一同起舞”的三姐妹，分别是悲痛、迟钝和乌有的心灵的化身（《“悲痛的心灵，迟钝的心灵”》）；而美人鱼则肩负清洗死者令人哀伤的肉体并将其埋葬的工作，并要“用亲吻覆盖这些苍白的骨头”（《“隐匿在飞鱼的学校里”》）；《“一个政治白头翁的国会”》中则出现了三个算命女孩。这些巫师形象所说的话往往扑朔迷离，近乎咒语——不容置疑的口吻，声音与意义的错位、断裂。我们听到《“我看见一只老虎”》中的女仆说：“老虎和狮子，众所周知/不能携带符文。”听到《“成吉思汗我，你午夜的种植园”》中，浮起的溺水女孩说：“迷迭香，比回忆更强壮！”更不用说《波斯的橡树》中，出自植物之口的“哈——嘛——哦！/哇！哇！哈——甘！”——简直就是咒语。这一巫师形象序列的代表，是《独奏演员》中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这位女巫”哭泣时，“她的诗歌倾泻在沙皇别墅上”。

书名“迟来的旅行者”就引自这首《独奏演员》。赫列勃尼科夫其实生得太早了，这使他不得不成为独奏演员。他需要做的不仅是“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还是“我将不得不播种眼睛。/我的任务是成为眼睛的播种者！”他所期待的那些眼睛来得终归迟了——波拉尼奥在发表于年的小说《荒野侦探》中，借助虚构角色的对话，将赫列勃尼科夫描述为“货真价实的人物”、“西伯利亚暴雪般的诗人”。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他，也埋没了他——“俄国革命时期越是不怎么被提及的男同性恋型诗歌写得越出色”。（《荒野侦探》）站在赫列勃尼科夫的时代——甚至站在距他辞世近百年的此刻看他，他都无疑是属于未来的。

马雪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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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邓晓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