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地位的双源假说及其意义

刊于《理论界》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孟令宇，年生，北京房山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伦理、生命伦理。

摘要

道德地位是伦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妇女、儿童甚至动物逐步获得道德地位，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道德地位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自古以来，道德地位的依据就被分为经验和能动性两个派别，西茨玛和马切利提出了道德地位的双源假说，即二者都是道德地位的来源。道德地位通常被分为道德主体地位和道德受体地位，道德地位的双源假说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道德地位之间的分别并非按等级划分的，而是按来源不同划分的。

　　“谁或者什么是值得被纳入伦理考量的？”长期以来都是伦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最初，在古希腊时期，伦理考量的标准是本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外国人、女人、未成年人都逐步纳入了伦理考量的标准之中。并且，动物、植物甚至生态环境都被考虑加入其中。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人工智能是否也要被纳入其中。人工智能与上述实体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并非实体，或者说它并非总是表现为一个实体。“道德地位”这一概念就是对上述这一伦理问题的抽象表达。“谁或者什么是值得被纳入伦理考量的？”这一问题被“谁或什么具有道德地位？”这一问题所代替。如果一个事物具有“道德地位”，那么它就值得被纳入伦理考量，至少它应当是在伦理上值得被考虑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由“伦理考量的理由”转化为了“道德地位的依据”，也就是说如果事物是否值得被纳入伦理考量就在于它是否具有道德地位，那么事物的道德地位从何而来就成了解答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哲学史上，“道德地位”的来源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两种：其一是事物感受正面或负面情感的能力，其二是事物认知和生活方式的复杂性。西茨玛和马切利将其总结为经验和能动性（Agency），并提出了双源假设，即经验和能动性共同组成了道德地位的来源，二者之间是平行并立的关系。〔1〕西茨玛和马切利的道德地位双源假设为我们重新审视道德地位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厘清道德地位概念内部的次级概念，尤其是道德主体与道德受体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道德地位的概念

道德地位概念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但目前在学界并没有一个关于道德地位的标准概念。斯坦福哲学百科上关于道德地位的说明提到“当且仅当一个实体或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实体自身的利益而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时，它才具有道德地位”。〔2〕玛丽·安妮·沃伦（MaryAnneWarren）认为，说一个实体具有道德地位“是在道德上相当重要，或有道德立场。它是一个实体，道德行为人对它负有或可能负有道德义务。如果一个实体具有道德地位，那么我们就不能随意对待它;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在我们的审议中重视其需要、利益或福祉。此外，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保护它可能对我们自己或他人有利，还因为它的需求本身就具有道德重要性”。〔3〕贾斯汀·西茨玛（JustinSytsma）和爱德华·马切利（EdouardMachery）则提出“说一个实体有道德地位，当且仅当它在道德上可能是错的”。〔4〕甚至，大卫·德拉齐亚（DavidDeGrazia）认为“关于道德地位的讨论是多余的，原则上它总是可以被其他语言所取代。……道德地位的语言为关于我们对不同种类的人的道德义务以及这些义务的根据的一般性断言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简写”。〔5〕也就是说，“道德地位”是一个虚假的概念，是一种道德语言意义上的对义务的简称。

　　因此，有关道德地位的概念，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必要性问题，即是否有必要单独提出一个“道德地位”的概念。有观点认为，“义务”概念可以涵盖道德地位的内容，没有必要保留道德地位概念的独立性。然而，这样的论断忽视了“义务”概念本质上也是一种道德语言意义上的简称概念。“义务”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规定性概念，我们无法在一个人身上找到他的义务在哪里，而只能规定出他的义务有哪些。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将道德地位与对其有义务划等号，也不能说使用“义务”概念就明显优于“道德地位”概念，更不能因此断言对“道德地位”的讨论是多余的。更何况，道德地位与对其有义务并不是全等关系，对X有义务不仅仅说明X具有道德地位，X的这种道德地位只是一种最低程度的道德地位，同时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程度的道德地位。正如西茨玛和马切利所说，“道德上可能是错的”不仅仅意味着作为对象可能是错的，更意味着作为主体可能是错的。换句话说，A对X有义务，A伤害了X导致了一种道德上的错误，这个错误不仅仅意味着X有道德地位，也意味着A有道德地位，A伤害X的行为构成道德上的错误是双方共同造成的。如果A或X的任意一方不具有道德地位，那么A伤害X的行为就不构成道德上的错误。并且，在“A伤害了X导致了一种道德上的错误”这一论断中，A是一种道德主体地位，而X只是一种道德受体地位。如此一来，“道德地位”的概念与“义务”概念之间就产生区别，二者之间的全等关系就不成立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则上可以被替代”的说法。

　　有关道德地位的概念，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道德地位的属性问题，即道德地位是一个标量概念还是一个阈值概念。提出道德地位是分等级的想法是对完全道德地位概念陷入的困境的反思。完全道德地位概念是一个阈值概念，即一个事物要么具备完全道德地位，要么完全不具有道德地位，这就导致了不具有完全道德地位的小孩和认知有障碍的人在道德地位上与动物甚至植物无异，然而这又与常识观点相悖，因此，就陷入了一个困境。此外，如果将道德地位视为一个阈值概念，那么这还意味着一个事物在道德地位这个问题上只取决于某一关键属性，若它具有这个关键属性，则它具有道德地位，反之则不具有道德地位。这就忽视了在某一关键属性上，不同事物拥有它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以及道德地位并不来源于某一单一关键属性这一可能性。以情感为例，一些道德行为是出于道德情感，某些理论认为动物也具有情感，因而动物也具有道德地位。然而，动物的情感与人类的情感相比，在程度上明显不同，动物通常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情感，而人类之间的情感则明显要更加复杂。爱情、友情甚至于亲情这种明显比喜怒哀乐高级的复杂情感很难说动物是否具备，而构成我们行动理由的道德情感恰恰通常由它们驱动。更极端地来说，正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也曾面临过的诘问一样，对某一关键属性的拥有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它的运用，某个存在可能因为生理上的（或其他一些非其本愿的）原因拥有某一作为道德地位依据的关键属性，但却从不运用，在道德实践活动中这与不曾拥有这一关键属性的存在无异，但对这一关键属性的拥有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道德地位。

　　将道德地位视为一个标量概念意味着道德地位是可以分为不同程度的。如果某一关键属性被视为道德地位的依据，那么对这一关键属性拥有的程度不同，事物所拥有的道德地位也就不同。正如阿内森（R.JArneson）所说，“能力越高，地位越高”。〔6〕阿内森还认为，如果两个存在都具有某一作为道德地位来源的关键属性，但只有其中一个运用它，那么会去运用这一关键属性的存在的道德地位要高于仅仅拥有却不会运用的那个存在。此外，在阿内森关于道德上平等的论述中，它还暗示了将道德地位视为一个标量概念的另一个观点，即如果有多个关键属性与道德地位相关，那么具备越多关键属性的存在就拥有越高的道德地位。事实上，阿内森暗示的这一观点比其明示的观点更为重要。虽然将道德地位视为一个标量概念可以有效避免将其视为阈值概念所面临的问题，但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观点也是反常识的。例如，根据道德地位是一个标量概念的观点，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精英人士比普通人有更为强烈的理由不被杀死，因为精英人士往往在很多与道德相关的属性的程度上要优于普通人。

　　道德地位是一个阈值概念还是标量概念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二者各有其利弊。但是在阿内森所暗示的观点中，一种别样的观点的存在也被暗示着，本文称其为“有程度的阈值概念”。将道德地位视为“有程度的阈值概念”意味着一方面道德地位是分程度的，并不是只存在一个完全道德地位，没有完全道德地位就意味着完全没有道德地位；另一方面是指不同程度的道德地位是有阈值的。事实上，在环境伦理中常用的“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这一对二分概念就是将道德地位视为“有程度的阈值概念”。“道德主体”地位和“道德受体”地位分别是不同程度的道德地位，而且各自又有其自身的准入门槛。

　　二、道德地位的来源及双源假说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道德地位的来源莫衷一是，各路专家学者各执一词。通常来讲，“道德地位”被认为主要有两种来源，其一是事物感受正面或负面情感的能力，其二是事物认知和生活方式的复杂性。

　　从哲学传统上来看，经验论的传统以边沁为代表，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强调了人类对非人类物种（特别是动物）的亏欠。在边沁看来，一个事物是否具有道德地位的原因不在于理性或是话语能力，而在于它是否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7〕彼得·辛格（PeterSinger）继承了边沁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动物解放主义。他认为没有痛苦的生活的利益是所有利益中最为基础的。经验在辛格的道德地位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汤姆·雷根（TomRegan）为代表的许多当代动物伦理学家也都同意他的这种经验作为决定道德地位的核心的观点。动物解放主义者们认为，尽管非人类动物通常被认为与人类相比是缺乏理性的，但是它们的情感和知觉使其应当成为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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