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海内外的“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内外两个角度的问题：内部视野分散且缺乏与外部的互动，外部视野认知匮乏且理解缺位。从“文化他者”的操作性定义入手，本研究对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肯尼亚和斯里兰卡的四位传播学博士留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组织了焦点小组讨论，以考察他们从文化、经验和专业角度认知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情况。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自年提出以来，相关议题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日渐兴起，从学术交流与对话的角度，促进着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提出这一新式全球化倡议的认知与理解。然而，不管是来自国内的内部视角，还是来自国外的外部视角，相关学术讨论受限于本国、本民族的世界观、文化观和传播观，以及不够丰富的跨文化经验研究，引入“他者”视野不足，缺乏对“自我”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中位置的自觉与自省。

简而言之，内部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大多从对某类文化现象或某个文化产品（如纪录片、电影、动画片）的讨论展开，涉及孔子学院、中医药文化、中国体育文化等，相对分散而缺乏系统性。理论层面，有学者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切入，认为“一带一路”的传播是获取文化认同的过程，不仅指涉经济利益、金融收益、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文化认同的空间所在。另外，大多数学者把焦点放在“以我为主”、如何增强外宣实力、扩大“一带一路”影响力等问题上。寇立研、周冠宇认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应把握民心相通与其他“四通”、内宣与外宣、沿线与非沿线、“一带”与“一路”、点与线、对外传播与务实合作、对外传播与对外交往、交锋与交流、分工与协作、当前与长远这十对关系。此类研究虽然均提及对传播对象国受众的重视，但都没有真正触及“他者”的视野，因此缺少与外部视角的有效互动，遑论吸收外来观点为我所用。换句话说，“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部视角无论是在实践议题还是在理论议题上都比较分散；与此同时，对“一带一路”的阐释缺乏与外部视角的有效互动，从而导致“一带一路”的“独奏”叙事形态,难以获得全球性的理解和普遍公正的国际认知，也就无法实现“合奏”。究其原因，大抵有二：第一，对外部或者他者视角缺乏足够的经验性认知，接地气的调查研究较少，运用二手的资料和数据较多；第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对他者的理解陷于自我认知的投射，于是难以做到内部视角的自我审视。

与内部视角相比，外部视角对于“一带一路”的观察、分析和评判虽然补充了内部视角的缺憾，呈现出不断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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